事业上没弄出个名堂来，反去说谁谁是你的老师，岂不等于说是老师教导的结果，侮辱了老师嘛！名师出高徒，自己没成为高徒，就不该把老师扯七。这样想过之后仍向外人说谁是老师，实在是出自感念之心：若不是老师的指引，连现在这个没名堂的样子也混不出来呢！那么就说说与自己的文学之路有关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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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这个老师，不仅没教过我，而且没和我说过话。他本人的理想可能是当教师的，但确实一天也没当过。现在他是否还在人世，已说不好了，因我曾几次听老家传来关于他自杀的说法。其实我只在上中学时从侧面见过他一回，而他并没见过我，那时他也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么个人。他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高才生，但未及毕业就成了右派分子，蹲几年监狱后当了农民。他其实是个诗人，干着农活，业余写诗，常常用笔名或别人的名字发表诗作。他的真名、笔名和所用的别人名字我都知道，是从大同学们嘴里知道的。他本来和我家同住在一个镇上的，因劳改当农民就到乡下去了，所以天天按时上学的我就没机会见到他。后来我到县城住宿读高中，有次回家过完星期天又返校，路过县城一座邮筒时，同行的高年级大同学将一个没贴邮票却剪掉一角的信封投了进去，我才知道这叫给报社投稿，可以不花邮费，如果稿子刊登了还可以得到稿费。既可出名，又可得利，还不用花一分钱，这可真是件不错的事，但一个高中生不可能不知道那需要非常出色的写作才能。所以我非常佩服敢往报社投稿的人，自己却不可能马上去投，对我，那只能是将来的事情，还十分遥远。可是，当我得知那同学不是自己投稿，而是替前面我说的那诗人投稿时，那诗人便正式作为一颗文学种子落入我心田了。数日后真在报纸的文学副刊上读到了他没贴邮票寄出的诗，那颗文学种子便开始在我心田悄悄膨胀。以后凡在报纸和文学刊物上看到他的诗，我必定剪贴了反复读上几遍。有年寒假，我在伯父的鲜货铺子里留恋着不肯走，是想混点糖果吃吃，忽然看见铺子外面出现一架扎满糖葫芦的草靶子。满靶紫红色闪着光彩的糖葫芦像一簇鲜花在雪天里怒放着，吃不到伯父糖果的我便面对糖葫芦流开了口水。当我发现卖糖葫芦的人竟是个非常难看的罗圈腿，而且穿条免裆棉裤，地地道道一个贫丑农民形象时，口水便止了。可伯父说那就是我佩服着的诗人！那次我又从伯父嘴里知道了那诗人很多的不幸，这里就不一一絮叨了。我只从侧面见过那诗人这么一回，虽然没同他说上一句话，以后再读他或别人的诗时却懂得了，诗是美丽的，但诗人很可能是不幸的，就如糖葫芦是花一般的，卖糖葫芦者却很寒酸。经历了许多艰辛直到现在我还喜爱着文学，不能说不与这位诗人初始给我打下的烙印有关：不幸本来就是一所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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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老师不仅没教过我，连师范学院也没念过的，是入伍后参加部队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认识的，我一直叫他“田干事”。前年外地有个人来沈阳，要我陪他去看看老田，我十分感慨，说老田去世快有二十年啦！
去世快二十年了还有人惦念着他，而且不知他已去世，这很能说明他的性格：给人许多好感，却不事张扬。我参军不久认识他时，他是沈阳军区文学创作组的创作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专业作家。那时还算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能被称得上作家的也就是鲁迅、浩然等不多几个人。他是专门从事写作的，又不能被称为作家，且又没官衔，我们一些部队文学爱好者便尊称他干事。在基层部队，被称为员的放映员、炊事员、卫生员等，都是战士，而虽不带兵管人的干事却是干部。所以我当他面称呼他田干事，与别人说起他则进一步尊称军区田干事。在我们军龄很短的青年同志眼里，机关的干事就很了不起了，而老田又是大军区能发表文学作品的干事，岂不是更了不起？我默默开始在心里把他当老师对待，是在参加他主办的一次创作学习班，听他同我谈文学创作要写什么和怎么写以后。他没有直接教导我应该写什么和怎么写，而是讲了他自己经历的一件事。他那时只有四十几岁，但长相却比鲁迅先生晚年还显老，也如鲁迅那样用一只大烟斗子抽烟，脸型和头型也如鲁迅先生相似。他说他常常骂别人怎么怎么不是东西，其实细剖析剖析，有时自己往往比别人还不是东西。如果一个作家既敢描写别人不是东西的东西，也敢揭示自己内心不是东西的东西，那他才有望成为一个优秀作家。他说最难写的是剖析自己灵魂的忏悔录。他当众剖析了一件自己的事。
1962年我国闹自然灾害，以后连年遭灾，老百姓饿死了不少，部队也常常以糠菜充饥，偶尔吃一回纯粮食的干粮，便不啻过年了。有一回老田和同单位一个战友下部队采访，吃饭时一只盘子里端上两个玉米饼子，一大一小，而且大小比较明显。本来盘子是先端到老田面前的，老田犹豫一下却推给战友先拿了。不想那战友却拿了大的，剩下小的自然就归了老田。本来大的吃下去离饱肚子也还很远，得了个小好几口的饼子，就更吃不饱了。那年头的一小块干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金银的。老田就十分生气地在心里暗骂那位战友：真不是个东西，让都不让一下就拿了大的。哪管吃了后说一声对不起也好，就那么厚脸皮占了如此之大的便宜！
这事在老田心里一直暗骂了好几年，待到后来学习毛主席著作搞斗私批修，总是强调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他才忽然揪住了自己在这事上的狐狸尾巴。他发现自己其实比那战友虚伪。他说：“盘子先端给我了，我可以有四种选择的，一是自己主动拿了小的而把大的留给战友，二是直接把大的拿给战友自己留下小的，三是自己不顾一切就拿了大的，四才是把盘子推开让战友先拿。而第四个选择是最狡猾最虚伪的，那等于把战友先推到枪口上检验优劣，自己却躲起来了。战友固然没经得住检验，但自己也隐藏了期望战友能拿小留大的不良用心。这虚伪地隐藏着的私心，难道不比战友赤裸裸的私心更可恨吗！？”
老田能当着我们这些学生辈的小青年面剖析自己的灵魂，给我留下极深的烙印。后来我念辽宁大学中文系，有次作文考试写自己的老师，我就把老田的这件事写了。记得被辽大老师判了最高分，并入选了学校编印的优秀作文选。这也使我从辽大老师那里得到印证，老田应该算是我的一位文学老师，并且是位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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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语言其实是内分泌的结果，是大脑和心灵在兴奋状态下自然分泌出来的，而不是硬挤出来的。”这话是著名作家徐怀中老师说的。“任何内分泌都不可能随时随地产生，必须有一定条件。比如唾液分泌是在见到想吃的食物时，汗液的分泌是在身体受热时。语言的分泌也是需要条件反射的。为了能分泌出好语言来，每次动笔前我都要读一阵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什么时候读兴奋了开始分泌了，才动笔。”（大意）可以说徐老师这话已溶化在我的血液中了，只要我的血还流动，大概它就会发生作用。我想，一个人的某些话或某句话能对你发生长久的指导作用，那他就真的是你老师了。
我之所以认认真真称徐怀中为老师，不仅因为他的“内分泌”说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还因他是我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时名正言顺的写作导师。没到鲁院前他曾为我的第一本集写过序，使我对自己作品优缺点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但怎么提高，自己却一时摸不着头脑。我所以能落到他名下当学生，和我自己积极要求是分不开的。当时的部队家，我最喜欢的是他。他的叙述总是不紧不慢春风化雨般地流露着文雅的诗意和幽默感。当时我读的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八期，也就是鲁迅文学院第一期。和我同班的有邓刚、朱苏进、赵本夫、简嘉、乔良等，我是学委会副主任兼学习委员，所以有机会先知道了辅导老师们的名单，便事先向学校提出希望能分在徐怀中名下。我的愿望理所当然实现了。没有分到徐老师名下的朱苏进和简嘉很羡慕我，当我和唐栋正式拜访导师时，他俩也和我们一同去了。我们除去带了一颗敬慕之心，什么见面礼也没带，倒是带去的几张空嘴大吃了一通徐老师亲手包的饺子，几双空手又都带回一本徐老师赠给的书，耳朵也装回不多但几乎都记得住的一席金玉良言。我们几个几乎一致认为，徐老师无论从形象到性格到为人为文，都是最不好为人师却应当被我们引为骄傲的良师。他既参加过战争，又是训练有素的文人，既能严以律己又能宽爱对人，既能独立作战，又能凝聚队伍，从他身上可以多侧面地学到东西。
我们进文讲所不到一年，解放军艺术学院诞生了文学系，徐老师便是众望所归的系主任。他名下忽然聚集了李存葆、莫言、钱钢、苗长水等二十多名比我们还名正言顺的文学弟子。于是，我们作协文讲所八期的五名部队学员和军艺文学系一期那帮同学便开始互相羡慕了：他们羡慕我们“文讲所”的名气，我们羡慕他们可以天天和徐老师在一起。那一阶段，我们这群全军青年创作主力，可说是以徐老师为纲形成了既互相学习又热烈竞赛的局面。细查这伙人那一阵子语言方面的进步，就可以看出徐怀中老师“内分泌”说所产生的巨大作用。由于那阵儿同他接触较多，我才明白了，《西线轶事》那独特的语言只能从健康宽厚朴实又热情正直的徐怀中老师身上分泌出来。他做事首先替别人着想，所以写作时才宁肯花很多时间去慢慢分泌，而绝不像有些作家喝多了生水节制不住跑肚似地去写，只考虑自己排泄掉许多有炎症的语言垃圾舒服了，而不替读者着想。徐老师最先一批去的老山前线，生活时间也不短，但面对全国许多刊物的稿约，他只分泌了那么一个短篇，精美得至今都没法改成电影。语言妙极的是很难改成电影的，一改就把原作那种分泌的韵味改丢了。人类历史已经很长，古今中外值得一读而读不过来的好作品已经不少，实在是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垃圾来图财害命误人子弟了。所以能耐得住寂寞，精诚地分泌作品的作家就该有资格成为我们的老师。
后来进一步亲身体验时才懂得，分泌二字实在是太准确，也太难得了。泌汗不使出相当的力气产生出相当的热量能吗？泌泪不有了巨大的悲伤或深深的感动能吗？而分泌洋溢才华的语言，不调动心脏加速供血，不促使大脑细胞高度兴奋，甚至不让浑身的肌肉都活跃起来，行吗？真的是不行！为了促进这种分泌，得去体验某种生活，得去进行某种锻炼，甚至吸烟、喝茶、饮咖啡、跑步，同亲爱的人说一会儿话……徐老师经过前期那么多的准备了，动笔前还要读上一大阵子美文，那的确是可以为我师表的做法。今后还要时常以此提醒自己，如果一时分泌不出好语言来，那就宁肯不写。枯涩呆板毫无生气的语言一旦落到纸上，就不好改了。除非扔掉重写，但那不已是无效劳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