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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大戈壁上人烟稀少,导弹基地各单位的驻区也就没有名。为了叫着方便,司令部便把各单位都依次编成了号。

    我们刚从×号看完导弹发射,又到十号去参观,整个身心还都沉浸在激动里,坐的吉普车也仿佛在飞,眼下看见的不是飞逝的红柳、骆驼刺和接连不断的沙丘,而是一束喷射着、吼叫着,使人每根神经都兴奋得发抖的火焰。

    忽然,远方出现了一片白茫茫的水,水上有一排紧挨一排的小红船。莫不是激动的泪水模糊了眼睛?随着吉普车的前进,再仔细看,那不是水,而是缥缈的地气。地气里船队似的那一片,是一些低矮的建筑。我问陪同的同志:“那是什么地方?”

    “九号半。”

    “怎么还有个九号半?”

    “老习他们就在那里!”

    一说老习他们,我明白了。几天来,一次又一次听人们讲过老习他们的事迹,原来在那里。我立即请求司机打转方向,到九号半去。

    九号半里静悄悄的。没有牛,也没有骆驼。迎接我们的是一阵微风和几株轻轻摇动的红柳。一片枯干的红柳叶落在地上……老习哟,你在哪里?

    1

    最先看见的不是老习。

    在一所大一点的红“砖房”前,我们站住了。门牌上写着你的名字,李杰民。1938年入伍的老首长哟,你从小米加步枪的队伍里走过来,饱经了一世风雨,像一棵粗壮的老胡杨,扎根在戈壁上。没听到你惊天动地的事迹,只知道你经常揣着馍馍,在导弹阵地的各个角落里转悠,饿了就啃一口。有一回,党委开会总结导弹发射经验时,你兴奋得心脏病犯了,一头栽倒地上……放心吧,老首长,那次导弹发射是非常成功的。

    在另一座漂亮的小“砖房”的门牌上,我们又看见了你的名字,老战士王来。你,高高的个子,像株笔挺的钻天杨。一入伍,就当加注手,给导弹加注特种燃料。五年当中,你为导弹加注了多少能量的燃料,得怎样计算呢?最后那一次,加注完毕,离开现场时,一个战友身上着了火。你知道,每个加注手身上都附着许多特种燃料分子,一着起火来,是要危及生命的。可是,火在战友身上烧着了,不赶快扑灭,燃料车也有粉身碎骨的危险。你扑上去,熄灭了战友身上的火,自己却燃烧起来,烧光了头发,烧烂了衣服。另外的战友又跑来救你,你怕再烧着战友和燃料车,便带着一身烈火,朝大戈壁里跑去。你跑哇、跑哇,在很远的地方才停下来,脸朝着导弹发射塔,倒下了……但你还在燃烧着,你的生命化为火焰,像是导弹发射时那烛照天地的美丽光芒。

    2

    呵,这座“砖房”是老习的!

    老习,习光兴。小时候,你不曾有过当兵的渴望。是开国大典庄严的国歌使你产生了为祖国“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决心。呆气的书生,穿上了军装,雄赳赳地跨过了鸭绿江,在志愿军里当文化教员,还在敌人的飞机和炮火下运送过军粮。望着那些死于敌人炮火之下的战士,你咬牙切齿地恨那些敌人,却又从心眼里爱上了敌人的武器:要是有敌人那样的好武器,我们可爱的战士会少流多少血?流血的政治为你善良的心插上了一双翅膀:新中国的长城,需要用战士的忠诚和世界上最现代化的武器来构筑!面对青年团的旗帜你宣了誓:“积极提高文化水平,学习现代军事科学。”战争一结束,你立即报考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空军工程。你不很聪明,自知是一只笨鸟,只好加倍地展动自己那双翅膀,在深奥的天国里艰苦地飞翔。六年中,你几乎耗去了十二年的心血。三十三岁毕了业,简简单单地结了婚,就匆匆地赶到我国第一个还没发射过导弹的导弹基地。

    那是怎样的基地呀!一座座帐篷在漫天的黄沙中摇晃。罐头盒里煮的是掺了沙枣面、骆驼刺粉、洋葱皮的糊糊粥。没有雨,也没有雪,没有井,也没有泉,没有草,更没有花。有的只是无边的戈壁,和不几栋漂亮的楼房。那楼房是给苏联专家住的。华丽的舞厅,阔气的浴池,别致的电影室,样样都有。每天用直升机运来小猪崽和嫩牛的鲜肉,还有完好的对虾、海参以及各种鲜美的蔬菜、水果。你不羡慕专家们这些过分的待遇,和战友们一样,吞得下那酸涩的代食品。可是,当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文盲士兵冒充的专家,也像训骂小孩子一样地训骂我们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生时,那滋味是多么难咽哪!你吞咽着那难咽的滋味,学习,学习,学习。我们的导弹,终于不是靠苏联专家,而是靠自己战士的手送上了天空。

    你对导弹坚贞不渝的爱情,同志们都是有口皆碑的。每当谈起了你爱导弹的故事,谁不怀着深深的敬意?你迷痴在导弹稳定系统的测试和分析中,成了“呆子”。厌恶戈壁的人,说待一天像过一年,可你在戈壁上工作了十八年,竟觉不出春、夏、秋、冬,白天、黑夜是怎样交替的。为了让你按时作息,你爱人买了手表。手表是新的,可一戴到你手上就不准——你总是忘了上弦。除了导弹,把时间用在哪里你都觉得浪费:洗脸,不打肥皂,一分钟就完;洗澡,跳进池里烫一烫,也用不了五分钟。没用过梳子,没买过镜子,牙膏也用得很少。不懂营养,不会休息,比同龄人显得格外苍老。一块毕业的同学,当了主任、参谋长、站长,你还是个“稳定呆子”。有人开玩笑,说你的职务太稳定了,你说搞稳定专业的,稳定点好。你真是太稳定了。有二十五年的军龄了,还像个大战士,屁股连小车的边也没沾过,都是挤大卡车。卡车开得那么不稳定,你还蹲在上边看书。有一回,卡车上的年轻人见你看书实在不方便,就让你坐到驾驶楼里。你真是个“稳定呆子”哟,第一次享受这么优厚的待遇,竟不知道怎样把驾驶楼的门关好。突然转弯时,一下子摔出去。你不知道疼,却惊叫“离心力真大”!

    历史的车轮突然转弯,那“离心力”不是更大?“四人帮”和他们的喉舌整天价叫嚷“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使不少干实事的人被抛到说空话的狂潮里。在动荡的潮流里,你却尽量保持着稳定。当时的上海,是最不稳定的漩涡,你几次到那执行任务,走一步,看一眼,都受震动,同行的人有气没处出,幽默地问你:“老习,王洪文要当接班人啦,你给分析分析,行不行?”你却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他,不稳定!”不稳定的事真多!测试室里要掺“沙子”,你们那个室来了八九名战士当技术员。他们有朝气,有热情,但文化水平低。这怎么能保持导弹上天的稳定?你不怕说三道四,给他们办起了初等数学补习班,正规地讲课,严格地考试。谁不用心学就狠狠地批评,不接受批评就跟着腚地叨叨,直到他用心学起来。初等数学的水平,根本搞不了导弹稳定系统的分析,你又为这些掺进来的战士们筹办高等数学班。

    戈壁的秋冬在交替。曲柳和钻天杨悄悄地落叶,沙枣和红柳叶默默地变黄,一丛丛梭索柴,被秋末的黄沙埋住身子,吃力地在风中摇。自然景色的变化你觉察不出来,自己生命的季节在更替你也一点都不察觉吗?你埋头读书、备课,摇计算机,整理资料。同志们发现你脸色和食欲都不好,问你有什么感觉没有。你想了半天,说:胃有点不舒服。大家了解你,当你说有点不舒服的时候,一定是很难受了。赶快把你送到医院检查,哪里是胃不舒服哇,已经积劳成疾,得了肝癌!你震动了一下,很快又平静了。你认为也许不是癌,癌也有治好的嘛!你把高等数学带到医院,在病床上写备课笔记。神经再迟钝,也会感到心肝被碾压的疼痛。你的肝没被碾压,却似被碾压了的疼,这回你分明地感觉到了。在床上翻过来,滚过去,浮肿的身子磨破了皮。你咬住嘴唇,继续写、读,读、写。厚厚的备课提纲写好了,你要求出院去讲课,被医生批评了一顿,只好把提纲寄回室里,叫别人讲课时参考。你还写信叫寄回两本书。一本是《自动调解原理》。因为学高等数学是为自动调解原理打基础的,你准备出院后再办自动调解原理学习班。另一本是列宁的《哲学笔记》。你大概是想用这本书的原理,分析一下总也不稳定的政治气流。写完信,你笑了,一滴血从你咬破的嘴唇上掉下来。

    没有回信。党支部派室主任和一名新同志来看你。你正咬着嘴唇在看书,突然看见自己的领导,眼里立刻跳出一股从没有过的火焰,但还是那样笨嘴拙舌,什么虚套话也不会说。你坐起来,抹去额头上的汗珠,第一句说:“来了!”第二句说:“坐吧!”第三句就问:“学习班办起来没有?”接着又问要的两本书带没带来。

    和室主任一块来的新同志,把书给你放到床头,你乐得又谈起了办学习班的设想。说着,说着,忽然又想起,给你带书的这青年还不认识,又抛开办学习班的话题问:“你是谁?怎么来看我?”

    室主任告诉你,他是刚分配到室里的大学生。你这才知道,室里的人员要有变动,准备抽一批老同志到上级机关去。你马上坐起来,请求党支部别把你抽走,你说高等数学班还没办,自动调解原理班也没办、历次导弹发射的稳定系统资料还没搞完……你说不下去了,突然又咬住嘴唇,躺下去,额上又是一层汗珠。新来的大学生给你擦去汗水,你忽然又坐起来,对他说:“你还没开始工作,要注意,地球自转对‘平台’稳定的影响,计算程序里没有,这方面的计算经验,在我的一个笔记本里!”

    你喘息了一阵,继续说:“趁着年轻,要抓紧学习,把基础打厚实,别急着谈恋爱,晚点结婚好。我三十三岁结的婚,孩子也都结实……”

    医生来打断了你的话,把室主任和大学生都赶走了。你急得真想把医生骂一顿。

    室主任和大学生拿着橘汁和水果罐头又来看你的时候,你正躺在床上说胡话。甘甜的橘汁把你润醒了。你睁开眼,看见了领导和同志,看见了他们手中的东西,吃力地说:“我……不想……吃!”

    主任含着泪,轻声解释说:“请你原谅,半个市的饮食店、副食品店,都跑过了,想买点你最爱吃的猪蹄,都没有!”

    你摇摇头:“……不,别……浪费!”闭上眼睛歇息了一会儿,又说:“把我……送回……戈壁去,先在……这里……火化,不然……运费……太多。把我身上这套军装……洗洗……不要……换新的了。再告诉孩子……和他妈……叫他们别……离开……戈壁,还在导弹……身边……工作……”

    你不再喘息,静静地侧躺在床上。不曾修饰的乱发像一蓬黄麻草,脸色灰白,闭着嘴唇,像是紧咬着牙。泪水从眼里缓缓地流出来……1976年4月10日9时45分,你,一个49岁的“稳定呆子”,在不稳定的岁月里,永远地“稳定”了。

    3

    老习他们,永远地安息了。一座座红砖砌成的长方形尖顶坟基,就是一栋栋舒适的“小房”。房前立着石碑,碑上刻着名字。那碑,既像导弹,又像烟囱,还有一些碑是用厚木板做的,高而尖,立在那里,更像一枚枚待令而发的高级火箭,直指天空。

    陪同参观的同志解释说,人们都觉得他们还活着。所以,每当路过这里的时候,都想来看看。但一张口给司机指示方向的时候,就痴了。管这儿叫什么呢?叫“墓场”,不忍心。叫“陵园”,也不情愿。久而久之,便叫成了“九号半”,因为正好在九号和十号之间。

    啊,“九号半”,多么壮丽!大戈壁上的每一棵红柳、胡杨、沙枣、骆驼刺、梭索柴都是你永不凋败的花环。你是导弹基地的燃料库、发射塔、观测站……不,都不是。你是新长城基底最坚实的红砖。当年的孟姜女,跪哭她死去的丈夫,哭“倒”了古长城。今天,老习的爱人却带着儿女,在新长城的脚下种菜、种粮、学文化。节日,她们还和许多人一起,前来扫墓,献上一个个花圈。

    “九号半”的战友哟,请喝下远方战士献上的一杯奠酒,请接受我们的敬意。今天的戈壁已不是当年黄沙漫天的景色了,请你们多看看那转动的雷达,高高的发射塔,一片片新楼房,还有每天从你们上空飞过的卫星,和卫星牵动着的亿万颗心。

    附:《“九号半”再记》

    二十一年前我曾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访,住有月余,搜集了大量材料,却只写出一篇《“九号半”记》。但那一篇短东西,真的感动过我自己,也感动过发射中心许多建设者。今年秋天,我随中国作协西北采风团再次到了酒泉发射中心。时间很紧,也很疲劳,但我还是专门到“九号半”又拜谒了一回。“九号半”,那是我心中的一处圣地!两次拜谒印象有所不同了,当年的“九号半”像一张极其朴素的黑白照片,显示着创业的艰苦和悲壮,而今天的“九号半”则如一张华丽的彩照,渲染着事业的辉煌与庄严。采风归来,我写下了这篇《“九号半”再记》。

    酒泉当然是一片绿洲的,自古便是。它因近处高山上融化的雪水而养育了棉田、稻田、果田,以及瓜田、玉米田,还有菜田和各种婀娜多姿的树林。但卫星发射中心离酒泉市还很远。往基地去的路两旁,人工栽种的植物越来越少,最后被偶尔的胡杨和极稀少的红柳所代替。再往里走,那路就似有无尽的不平要诉说,开始颠不关心它满腹不平的行路人了。我们的车有如在风中行船,不停地颠起又落下,生生把一片绿洲颠散了,慢慢的,那些绿莹莹的农田和婀娜的树干脆被颠没了。连老老实实、低低矮矮的骆驼刺也颠没了,戈壁变成了灰黑的寸草不生的无际死海,这死海和二十年前一个模样,但死海上的路不一样了,是水泥铺就的,只不过有一大段因地面不平造成剧烈颠簸而已,常走的人管这段路叫“跳舞路”。越过“跳舞路”,再往里,路况又出奇地好了,竟跟城市的马路差不多。还有,路上的汽车比当年多了许多,而且一辆辆模样也漂亮了许多。由于路和车辆越来越漂亮,阳光似乎也越来越灿烂、温暖起来,远方不断出现飘渺的一片片汪洋似的幻影,接近了却仍是光光的沙地。刚一失望,忽然又有一小群骆驼和一些稀稀疏疏的骆驼刺出来平衡你的心情。再往深处,出现了不是幻想而是真实的飞机场。顺着飞机跑道一般平坦而宽阔的笔直公路继续前进,开始有铁路陪我们前行。有铁路陪伴的这段路可以叫做“冲锋路”,车子冲锋般的又行驶了约两个小时,才到达卫星发射中心,这里已是一座美丽的航天城,有现代化的航天展览馆和雕塑广场,有大面积的绿地、公园,还有农副产品市场、百货商场、学校、医院、银行,等等,花草满街,绿树随着每一条每一段路而密集成阴。再度来到当年望而生畏的发射塔下,依然望而生畏,但登临更高更现代化的新发射塔时,望一望四周依然苍凉的戈壁旷野,一股股岁月沧桑之感油然而生,便越发想去“九号半”看看那些难忘的人们。热情的航天城主人安排我们游览了东风养殖场和公园等地之后,终于在我们的要求下前往“九号半”。

    航天城四周仍是亘古不变的戈壁旷野,沙丘和小山上千真万确没有一棵草。旷野上忽然出现了一条长长的树林,林阴下就是快要接近“九号半”的“拜谒路”了,“拜谒路”是我给起的,我认为不管谁,到“九号半”都是来拜谒的,单纯旅游参观的人没有资格走近它。“拜谒路”有七八华里,路两旁分列着的白杨树各有三排,在我感觉好像三军仪仗队。其实这不是单纯从庄严肃穆考虑的,还包括了树木生存的需要。大戈壁上的风无情啊,单排的杨树一棵也站不住。六排高高的白杨树护着的路尽头,就是立有高大牌坊和题有“东风烈士陵园”大字的“九号半”了。

    园门两侧的树都是四排的,杨树株距一米,行距两米,外面一排低矮的沙枣树,几乎没有什么株距,里面三排全是榆树,后两种树虽然不美丽也不英武,但都是戈壁上特别顽强而又能为人工栽植成活的树,选派它们来为航天烈士挡风守灵真是最可靠不过了。

    一进园门,便是一座纪念碑,上面的“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是聂荣臻所题,这位为国防航天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共和国元帅,把自己大半生心血连同题字和骨灰都安放在“九号半”了。高大纪念碑前就是一块安放有他一部分骨灰的黑色纪念石,上有江泽民主席的亲笔题词:聂荣臻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元帅和国家主席的题词使共和国的分量都含在其中了,这就使“九号半”一下子变成了彩色的。纪念碑前后左右都栽种着鲜花芳草,虽然已是深秋,仍姹紫嫣红地怒放着,使一大片方方正正全都立有石碑的水泥坟墓有如城市新建的花园小区。一排又一排新建筑材料造就的墓屋,一排比一排矮小,一排比一排事迹含糊,从正面看去好像后面的和大戈壁混成一片了,我一边回想着当年木条当碑的情景,一边寻找我有印象的名字。我当年写过的李杰民、王来、习光兴等的坟墓都一一找到了,位置有了变动,就像旧宅拆建重分了新宅似的。他们前面和后面分别多了更大和更小的新墓。我在这几位老友碑前多驻足了一会儿,又把几百座墓一一看了一遍,生怕落掉一个,最后我躬身在一位女亡灵的碑前。潘仁瑾,女,汉族,一九四四年生,上海人,大校研究员,技术五级,一九六五年西北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心,是现任中心主任刘明山将军的夫人……将军的夫人和共和国元帅都永远留在“九号半”了,“九号半”能不光彩吗?女大校和她的将军丈夫是“西军电”的同班同学,丈夫一毕业就自愿奔赴大戈壁,在中心扎了根。八年后,一直留校在西安当教师的潘仁瑾才二十九岁,她毅然断了回上海老家的后路,也奔赴丈夫任职的中心,一个年轻貌美的上海姑娘从此便把青春和生命都放在了戈壁。她从小就喜欢游泳、打乒乓球、唱歌,因了这些爱好,身边总能聚集不少有朝气的人。到了戈壁,吃水都难,游泳是不可能了,她这个上中学时就已成为游泳健将的上海姑娘便只有用歌声和乒乓球来美化生活、来凝聚年轻人了。她活泼,爱劳动,总是用歌声和各种体育活动把自己所在的测试室影响得生气勃勃。全室三十多人,差不多有十个女同志,这就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女同志容易撒娇依赖男同志,而男同志再怎么优秀也要有一部分人难找到对象。所以精力旺盛又特别爱操心的潘仁瑾像是担着一份天然责任似的,总爱说,都穿着军装,女的也没资格撒娇,要撤回家撒去。其实回了家她也没心思撒娇,她倒是常常缠磨丈夫帮她给室里那些光棍们找对象。室里那些老实巴交自己难找到对象的小伙子,真的有好几个是潘仁瑾和她丈夫帮找成的。女同志不愁找对象,但也有潘仁瑾要操心的事,小两口闹别扭了,或是女同志生孩子了,她都要跟着操心,常常是室里谁生孩子,不听到婴儿第一声啼哭她就一直倚在门口等着,以至她才刚刚四十来岁,室里那些女军官就喊她老太太,或老潘太太。那些女军官的小孩们,哪个能不叫她潘奶奶呢。四十来岁就被喊作奶奶、当着室领导又有着将军丈夫的研究员潘仁瑾,心血耗费得并不比当将军的丈夫少。一九九八年春天,基地有新的试验任务了,外出执行任务前她把室里一些住单身的叫到家里吃饭。饭刚端到桌上她就开始剧烈地打嗝,没吃几口就躲到卫生间大吐不止,丈夫说她五年前就胃出血了,每年都犯一次。头一回吐血时,她正忙于载人飞船发射测试任务,不可能去住院养病。她带着好几个课题和同事一同到野外现场测试,一百多米高的发射塔,她带头背着仪器往上爬,每项任务她都亲自参加。那次吐完血,她又到北京参加航天测试方面的一个会议,两天的会开了不到一天,她就又开始吐血,疼倒被送进医院。当时已是冬天,她并没带着过冬的衣物,想好一些就回基地和大家一块过春节,一块落实会议的任务,所以吐血止住不多天,她就在医院加紧锻炼,每天都坚持爬好一会儿楼梯。可是越锻炼病情却越重,她患了癌症。只好托人把当月的党费捎回中心,又托人从中心把过冬的衣物捎到医院,她没能回中心过春节,也没能回上海老家看一眼,就在北京的医院里停止了呼吸。但她明确要求不能把自己的骨灰弄到别处,包括老家上海,必须送回发射中心独有的“九号半”去。

    “九号半”就这样又多了一位载人卫星发射的见证者。潘仁瑾,优秀的女国防科技工作者,她用自己的英灵在另一个领域撑起了半边天。

    共和国的主席江泽民曾来戈壁看望过这些见证者。看照片,那天正下着滂沱大雨,江主席在雨中语重心长地讲着什么,我不知道他究竟讲了什么……但其中一定包括这样一句:共和国元帅聂荣臻同志永远和你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