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个人的深潜心理中夹杂着大量偶发性的因素。因此，被唤醒的潜意识和本能一旦出来创造，其成果常常缺少普遍可感性。不少潜意识外化的艺术作品，不少意识流小说使读者遇到大量感受上的障碍，便是例证。相比之下，强调“集体无意识”的荣格就比弗洛伊德高明了一大截。他认为只有由种族的发展历史沉淀成的深层心理才有研究价值。集体，对个体的偶发性潜意识进行了选择和过滤，因此更具有一种原始意义上的必然性。
这样，一件艺术作品的创造就成了对该民族的一种深埋在心理深处的原始形象的探求。一个种族在自我原始形象越是产生迷乱的时候就越会呼唤自己的深层形象，不管这种深层形象是多么痛苦、丑陋、苍老、狂放。由于这种原始的深层形象是深埋于该种族每个人的心底的，因此，这样的作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震撼广大读者。
荣格所说的这段话曾引起了无数现代艺术家的深思：
无论诗人知道他的作品和他一起问世、生长、成熟，还是认为他的作品是凭空虚构，这都无关紧要。他的看法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他的作品超越了他
，就好比孩子超过母亲一样。创作过程具有女性的特征，作品产生于无意识深处——可以说，产生于母亲们的怀抱。每当创作力量占上风时，人的生活就被潜意识所控制和影响以对抗积极意志，意识的“自我”就被秘密的潜流冲走，成为不过是对事件束手无策的旁观者罢了。结果创作中的作品成了诗人命运所系的东西，并且决定着诗人的心理发展。不是歌德创作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浮士德》除了象征外，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并不是用此作为一个比喻，来指十分熟悉的东西，而是用来说明某些不大清楚然而非常活跃的事物。这里有生活在每一个德国人心灵中的，并且是在歌德帮助下产生出来的某种东西。除了德国人，我们能设想其他人能写出《浮士德》或者《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作品，编者注）吗？这两部作品都利用了在德国人心灵中能激起反响的某种东西——雅各布·布克哈特曾经把它称做“一种原始形象”——一位医生，或者人类导师的形象。这种智者，救世主的原始形象，自文明之初，就已经潜藏蛰伏在人的无意识之中；每当时代混乱，人类社会出现一系列危厄，它便复苏过来。每当人们误入迷途，便感到需要有个向导、导师，甚至医生。这种原始形象不胜其数，只有在总的形势产生混乱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在个人的梦境或艺术品中。当意识生活具有片面和虚假特征时，它们便活跃起来——可以说是“本能地”——在个人的梦境里，在艺术家和先知的幻觉中出现。这样就恢复了这个时代的心理平衡。……
在回到分享神秘的状态中——即回到人类的而不是个别作家的生活经验上（个人的凶吉祸福不算在内，这里只有人类的安危），我们才能够发现艺术创作和艺术效果的秘密。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虽然都是客观的，非个人化的，但仍然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所有的人的原因。
《心理学与文学》
也许谁也不能否认，这段论述是近代世界艺术观念发展历程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荣格把弗洛伊德所注重的个体心理扩展到种族心理，同时又把种族心理看成是代代相传的沉淀物，这就使深层心理获得了空间和时间上的两度开拓，从而保证了这种深层心理的社会历史价值。
荣格十分看重这种集体深层心理的原始发生，把它在后世的呈现看成是一种“原型”的展开。荣格为“原型”下的定义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普遍意象”。他认为，这些意象有可能出现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脑海里，细细追索，甚至还可以与神话相联系，与祭祀仪式相近似。
荣格的理论让我们不得不又一次联想到本书开头论述艺术本性时提到过的“人心之通天”的说法。“人心”在深刻层次上与自古以来的神话和祭祀相通，那也就是与“天心”相通了。如果说，弗洛伊德的学说挖开了人心中隐潜的“自然”，从而与培根所说的定义呼应，那么，荣格显然大大推进了一步，把人心中的“自然”与天地间的永恒“自然”合成一体。至此，我们从一开始就探讨的艺术本性，又深了一层。
黑格尔很早就提出过的“普遍性意蕴”的命题，已经包含着由“自然”上升到“天心”的意味。他在《美学》中系统论述了任何创作如要企求有更大的生命力，就必须克服“历史的外在现象的个别定性”，力求在内在意蕴上贴近绝对理念，临照更广阔的时空。历史的速朽性现象不应多加流连，世界的外部情况，不必过于迷醉。
黑格尔这些论述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因为庸常人众总是目光短浅地沉迷于一些不重要的外象，尤其在艺术创作领域，流连炫目的速朽性因素的现象太泛滥了。但是，黑格尔的论述也会给我们带来创作上的困惑。因为“普遍性意蕴”毕竟太抽象了，既不能把握它的数量，也很难把握它的内容。
对集体深层心理的开掘使我们懂得，艺术的普遍性意蕴应该在自己和同胞的心灵深处去探测。就像歌德探出个浮士德，就像尼采探出个查拉图斯特拉，我们的心灵只有在地层深处才能发现使千万人一起震撼的似有“天心”下颁的形象图谱。
荣格说得好，不是德国人写不出《浮士德》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同样的道理，不是美国人写不出《老人与海》和《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Jo
atha
Li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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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gull）。《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仅仅写了一只海鸥，写它如何超越同类、超越自我、超越物欲、超越共认的生理心理能力而振翅高翔，成为一只不可思议的神鸥。作者理查德·贝奇在扉页上写道：“献给生活在我们大家心中的真正的海鸥乔纳森。”广大美国读者果然就像当年争读《老人与海》一样，在《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中寻求着一种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心理体验。
1968年12月10日，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瑞典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发表讲话，以日本平安时代几位诗僧的作品，集中阐发了日本民族在审美领域的深层心理结构。这是一个聪明不过的演说辞，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川端康成的艺术之道。纵观他的那些作品，确实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触摸了日本民族的集体深层心理。同样，我们也能从电影导演黑泽明身上看到对日本民族深层心理的成功体现。有人把这一切都说成是“民族风格”，显然是把事情说小了，也说浅了。
川端康成和黑泽明大量吸收了现代西方艺术的表现形态，并没有拘泥于表层民族风格，但人们通过这些非民族的形态仍然看到了民族深层心理。有的艺术家相反，外层的“民族风格”搜集了不少，但深层精魂却是浅薄模糊的，与川端康成和黑泽明构成了对照。
印度的泰戈尔很少采用印度的古典方式写作，有不少作品直接是用现代英语写成的，但是，一个由神奇悠远的历史、独特厚重的宗教凝结成的民族的集体深层心理，却深切地流泻在他的诗篇中。东方艺术，总以它们对东方民族深层心理的叩发来面向世界的。今后一切堪称伟大的东西方艺术都将是这样。
在实际创作过程中，能否触摸集体深层心理，常常成为一个艺术家和一部作品能否获得广泛社会感应的重要标尺。在现代，这支标尺更为有效。以我国现代作品为例，鲁迅的《阿Q正传》的巨大影响，正在于它空前地体现了一种集体深层心理，使许多中国人本能地感受到自身心灵深处的影子。把阿Q局限在雇农阶层队伍中，或局限在辛亥革命前后，显然是大大低估了这个作品的价值。就鲁迅本意，也可能是从辛亥革命的教训出发的，但正如荣格所说，作品大于作家，鲁迅在自己的创作目的中不知不觉地溶入了自己长期体察、历史郑重交付的近代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图谱，因而使作品的实际重量大大超过了创作意图。人们很可以像荣格说《浮士德》只能出自德国人歌德之手一样，说《阿Q正传》只能出自中国人之手，而且不妨模仿荣格的口气说，不是鲁迅创造了阿Q，是阿Q创造了鲁迅。
同是鲁迅的小说，《祝福》也包含着普遍性意蕴。这个作品概括了旧中国一般妇女受到的几种最普遍的压迫，如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同时，作品也有不少心理刻画。但严格说来，它还没有进入深潜的心理领域，因而所达到的成就无法与《阿Q正传》相比肩。《狂人日记》触及了深层心理领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较早地以一种狂放形态的潜意识的释放来完成自身构建，早早地标志着中国现代艺术对于深层心理的进入。但是，比之于《阿Q正传》，它的深层心理更具有时代性而较少种族性，更接近于弗洛伊德而不是荣格。
评论家赵园对现代中国文学中“高觉新型”的分析，也许是所有巴金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成果之一。高觉新这个形象，能与进入近代以来很多政界、学界的中国人的集体深层心理产生勾连，这也许正是《家》一时风靡广大读者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有些形象也与集体深层心理有关，例如诸葛亮这个形象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概括。三顾茅庐之时，《三国演义》只写刘备求贤若渴之心，实际上真正在经历着心理风暴的却是诸葛亮。就在这几天中，他避而不见，高卧不起，实则是从心理构架的道家出世一侧，在艰难地过渡到儒家入世一侧。这种世代相袭的集体深层心理既有显意识的成分，也有潜意识的成分。例如他在“出世”之时对军事政治局势的深切关注，就未必是出于对哪一天“入世”的期待，而更多的是潜藏着的儒家理想在默默地发挥作用。中国封建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尽管智慧韬略远不及诸葛亮，出世无茅庐静舍，入世无赤壁气概，却也能在无意之中搜寻到深埋心底的种子。这样一个诸葛亮，他的心理感应面和历史概括力就超过了小说中的其他形象。
同样的道理，如果现代艺术家要重新处置《西游记》，就很可能不再仅仅把它当作一个神话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既可能被处理成在人生行程上的四种态度，也可能把这四种态度概括成能够统一在一个生命体上的四个构件、四种素质。当初吴承恩在创造这四个形象的时候，是不是也可能动用了自己潜意识领域的几种组合呢？中国人对《西游记》的莫大兴趣，与这四个神怪形象都具有足够的可体验性
有关。在我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本来就隐潜着这四种精神素质，吴承恩不自觉地把它们幻化成了四个形象，从而感应了广大中国读者的潜意识。
既然古代作家都有这种可能，那么，现代作家更应该在这个领域探幽索微，创造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