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临沂，《作家报》与山东省作协创作室、《上海文学》杂志社联合召开刘玉堂近期作品讨论会，来自北京、上海以及省内外的近五十位专家、学者、作家，就刘玉堂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s`h`u`0`5.`更`新`快以下是与会者发言纪要：
冯德英（山东省作协主席）：以自己成熟的艺术手段，叙写百姓的喜怒哀乐之情，赵树理是个榜样，刘玉堂同样出色。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得到群众的厚爱。我代表省作协，向与会的各位同志，尤其向为会议提供了大力支援的临沂地市的领导和群众表示感谢。这种支援，就是对刘玉堂的肯定。
蒋守谦（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文学室主任）：刘玉堂的成绩，是成功地表现了社会转型期沂蒙人的乡土情思。刘玉堂意识到这种转变在他的乡土上的意义，做了独特的表现。这不同于赵树理等人的现实主义专写大题材大矛盾，也不同于新潮作者如池莉、刘恒的反叛现实和内心焦灼。刘玉堂的特点是以情景代主题，规避、放弃所谓主要矛盾，捧出的是沂蒙人对本乡本土的恋情。这不是可以以好坏论的那些东西，这不是传统意义上表现典型的现实主义，却又极有真实感。他的，在形式上也切合主题，比如人物随入随出，毫不程式。关于玉堂今后的创作，有两样东西要注意：一是重复多了会有“跑龙套”的感觉，二是鲁迅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严肃的创作态度还要再次强调。
宋遂良（山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我的经验里，刘玉堂是山东少有的如此让人轻松愉快的作家。玉堂的，以非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严肃的事实，就像《最后一个生产队》，多悲壮的历史一页啊，却读来轻松得很。他的贡献有二：一，这种轻松、温暖的，是疲累的读者所喜欢的；这也是作者的功力，因为一分幽默是要九分的人生沉重感来垫底的。二，他对话语世界的贡献不小。最典型的文本例子，就是“小一”的组辞方式，含蓄而有趣。但玉堂的语体也要当心：过了，油滑；欠了，太沉重。目前的分寸还恰当。
雷达（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刘玉堂是一位个性鲜明、独特并且陌生的作家。山东的创作集体实力很强，像冯德英、张炜、李贯通等等。但近来特别有势头的，一个是尤凤伟，一个是刘玉堂。首先，刘玉堂对农民性格的描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文学，尤其是写到农民，往往指路意识、载道意识太重，刘玉堂再来写农民，很容易走上老路。但他没有。他的，做一种主题意义的评析很难。我觉得最好的导读，是周介人在《上海文学》发他的作品时所写的“编者的话”：不再用简单的历史的眼光来看生活。其次，刘玉堂善抓典型状态。比如“县城意识”，这是没被人研究过的特殊的文化状态，比如“最后一个生产队”，这又是一个最能见出新旧交替的历史关头。这是作家的智慧。其三，他的朴素现实主义。他迷醉于生活的形式，而形式是相对稳定的，不同于内容的易变更。他的观察与表现，都力求回到事物的本身去，尤其表现在语言上。其次是结构，故事也消解了。所以读他的，往往感受很深却说不出，只是一味地享受、轻松、好看。这一点，在全国的范围内也是独有的。
袁忠岳{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我们都从那一段历史中过来，常感到，好像除了政治运动，没有什么生活似的。刘玉堂给我在这一点上一种崭新的体验。他告诉我，在苦难中还有很多值得珍视的精神生活，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即便是生产队也是如此。他不重批判意识，还原了生活。他还提供了淳厚的沂蒙味，乡情亲情，这是我一个由沂蒙走出去的人的切身之感。
高旭东（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这一点，刘玉堂与在极左思潮中饱受迫害的作家不同。主体对现实的审美评价，有了他个人的色彩。
王万森（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刘玉堂的“钓鱼台系列”用幽默的话语来展示农民的情感世界。他将严峻浸润在沂蒙山乡民的温馨情趣中，以农民式的智慧来化解，结合社会历史的沉重和苦涩。沉重的历史教训与纯朴的乡情民风、贫困苦难的经历与轻松的调侃嬉戏、作者的价值选择与似是而非若往若还的叙述，形成独特的反讽结构。这结构，给读者留下丁想象和体验的空间，每个人以自己的轻快心情，进入了沂蒙山人的情感世界。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后新时期文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写稗史而非正史，与政治分离较远。文学不再承担外部的任务，更走向其本身。刘玉堂的以肯定方式否定，以严肃方式幽默，以喜剧方式发展悲剧，成为其特色，其也成为新乡土的代表。王蒙看了他的，认为这是今天缺少的，是对空白的填充。转型期农民的生活，在刘玉堂的笔下是温馨的挽歌，这的确是对创作与欣赏现状的一种补充。他的题目与内容中间，“温暖”、“温柔”的出现率是比较高的。今后，出乎其外而反观沂蒙人，再有新的发现，应是玉堂要思考的。
孔范今（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堂写的最好的是“钓鱼台系列”，写的是农村生存状态的原始面貌。比如《最后一个生产队》，不同于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那样接触历史与道德的冲突，而是留意于农民巨大的情感的惯性，于是便有了属于“这一个”的独到发现。但这我不认为是一种“消解”。“消解”有时涵义很不积极，即如马克思主义东方化的过程就是个消解的过程。此其一。刘玉堂的语言富有个性，将民俗色彩的谐趣拿来，成为一种鲜活的语体，此其二。说到他的局限，比如《县城意识》的批判，我看有些狭隘，还未脱出农民的立场；《本乡本土》企图扩展自己的观念座标，但对本土的依恋也还有消极力量。所以，对意义的更自觉的认定，是玉堂尚缺乏的。
郦国义（《文学报》总编辑）：《文学报》对山东是有感情的。我总觉得，山东的作家依然有真诚的追求，对于刘玉堂这一类以温馨为特色的家，舆论往往很武断，比如从前甚至现在，很多人对沈从文的菲薄，这一点，玉堂要有足够的定力。事实是，刘玉堂正在走向全国。
潘学清（《新华文摘》编辑）：《新华文摘》是最早也唯一地将《最后一个生产队》选入的选刊，反响很好。他的，至少有两点很突出。第一，他突破了创作界的思维定势。一窝蜂的现象极普遍，大家一同来关注权力、阴谋、历史，克服了一种观念又树起另一种风气。而刘玉堂，还有刘醒龙、刘庆邦，在九二年吹来了新空气。第二，写农民的吸引人很难，刘玉堂做到了。农民的智慧也就是刘玉堂的智慧。他不仅吸引了作家，还吸引了市民、农民。我喜欢他的东西，我觉得，他的叙述方式以及语体，是能走向世界的。
牛玉秋（中国作协创研部）：在一次作协的会上，作为对文学不景气的反证，我推荐了刘玉堂的《温暖的冬天》。我最看重的，是刘玉堂的清醒的理智。说到文化传统，人们看重的往往是远传统，而近的被忽略。比如“革命”这个不久以前的主旋律，常被人一“左”了之。其实，我们近几十年来，一本正经地与历史开玩笑，其中有许多极值得回味的东西。如今，这是刘玉堂的财富了。
尤凤伟（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今天，来了这么多评论家，这壮观的队伍，本身也说明了玉堂的影响。这是对山东作家的鼓舞。特别应感谢《上海文学》，左建明的《阴影》，我的《清水衙门》，第一篇都是像玉堂一样，在《上海文学》上推出的。关于玉堂的，我特别喜欢他的消遣娱乐性，尤其我们俩经历相同处不少，对于他发现问题与情趣的慧眼，我更佩服。
左建明（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不怕慢就怕站。玉堂不受各种干扰，一直在写，越写越好。对玉堂的，我有种感觉，像是在稿纸上种了许多小树，能否用一下八字宪法，“合理密植”，也许参天大树就会长成。“集体劳动好，把爱情来产生”等素材用了几遍，也不甚好。假若用一个长篇，更完整有机地深厚表现那些生活，我想效果要好于现在。
吴秉杰（中国作协创研部）：我想玉堂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种混沌的团块，一团火一团火的结合状态，题材与主题皆有多义性。玉堂的感性特强，所用的语言不失原味，细琢磨却并不土得掉渣，甚至非常现代。
张炜（山东省作协副主席）：我今天又重温了当日我的作品被讨论的情景。感谢，小心翼翼。所以我代表山东的写东西的人，再次感激各位老师的光临。玉堂，你是我尊重、信得过的作家。你只要把沂蒙山写好，也就会像沂蒙山一样永存。你是色彩最独特的山东作家。你一种沉甸甸的苦难打动了我。玉堂是山东最幽默的作家，也会成为最优秀的作家。玉堂的底气比我足，幽默感超过我，写得比我放松。而且玉堂，你有那样的劳动精神，你那么朴素、本色、自豪地保守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值得我学习。建立一个自己的完美的艺术世界，莫言做了，再就是你。要看下去，靠语言不是靠故事，成大事则要靠人格精神，你已经透出了这种光辉。
杨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我按时间顺序读了玉堂的所有。为他感到高兴的是，他一直在突破自己。我的看法，凡华语区的读者，都会喜爱刘玉堂。他提供了许多过去未写到过的形象，在类型化的风气中他让人耳目一新。
徐甡民（《文汇报》“文艺百家”版主任）：不只是我，许多人都对写农村生活的充满好奇。仿佛因为文明的悖论，只有农村才更近自然。玉堂还原生活，进入本相，又建构了精神、情感的第二世界，这尤其在今日的浮躁之中，令人感动。读玉堂的是不可多得的享受。
董之琳（《文学评论》编辑）：刘玉堂的以其浓郁的沂蒙山农村的乡土气息赢得了读者。“乡土”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历程中具有自身的传统，鲁迅的《故乡》、《社戏》，沈从文的《长河》、《边城》，都堪称文学史上的瑰宝。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四十年代曾把中国喻之为“乡土中国”，他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从古至今，中国的知识阶层都与乡土有解不开的亲缘，乡土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文人的人间情怀，乡土也成为考察中国人文精神不可或缺的文本。而且，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乡土文化与乡土更显示了它特有的魅力。这大概可以作为刘玉堂创作“钓鱼台系列”的一种较为客观的背景。与建国后一些将乡土生活政治化的农村题材相比，刘玉堂却将原本政治意味很浓的描写对象乡土化了，从而展现出乡土生活固有的一缕亲情与纯厚质朴的人情世风。与此同时，在这种貌似无缘而实则相系的转换当中，作品展示了特有的幽默的语言。
牛运清（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我认为，从语言的运用方法上看，刘玉堂某种程度上接近蒲松龄，即以雅的形式来操作农民的语言进而表现其生活。结合刘玉堂表现生活的区域为鲁中山区，可以说他填补了今天的一个空白。
钱勤来（临沂地区作协副主席、临沂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作为临沂本地的读者，大家都特别喜爱刘玉堂的对话艺术。他生于斯长于斯，对原生态的群众口语选择、组合、加工，既鲜活而又文雅，突破了一般俗与雅的界限。他也不单再以教育人民为任，而以自己的成为群众的默契者、代言人。这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做到的。我所感受到的首先是他的语体，再是他的生活素材。
周介人（《上海文学》副主编）：今天，我们解剖了一只麻雀。这对九十年代文学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参照。看看张炜看看刘玉堂，这种对土地、民众的挚爱和温情，是文坛的希望所在。
刘玉堂最后就自己的创作谈了体会。他认为，一条河就是一个文明；为了表现沂河文明的涵义，他觉得一切形式的东西都不重要了，他的追求是朴素、自然、本真。他对专家的批评和分析表示由衷感激，并表示要在今后再消化。
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山东省作协党组书记吴茂泉、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任孚先分别给讨论会发来了贺信。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作了书面发言。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刚从加拿大归来的著名作家王兆军先生。
（孙震博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