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作了这样一番精辟的分析：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的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观；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依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
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为数极多的消耗战，毛泽东生动而尖锐地分析说：
“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
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
驿前失守后，“保守主义”也保不住了，博古、李德便开始琢磨“逃跑主义”了。
毛泽东得到驿前失守的消息后，再次向中央建议：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至湖南，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争取粉碎敌人的“围剿”，恢复中央苏区。
博古、李德再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
毛泽东无可奈何，又对战局放心不下，就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视察。9月中旬，毛泽东带着秘书和警卫员抵达于都。
从9月8日起，中革军委才开始部署战略转移。为了在突围西进时减少阻力，致函陈济棠，表示愿意和粤军举行秘密谈判。
9月26日，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同时向石城、兴国、古龙冈、长汀发起攻击，南路军也在向会昌逼近，局势急剧恶化了。
9月29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社论中含含糊糊地说：“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地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
走与不走似在两可间，走多少也不清楚，走到哪里更不明白。这就是日后被史学家考证出的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公开信号。
准备是已经在准备了，按照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的计划，是准备在10月底或11月初沿六军团行动路线，到湘鄂西去。时间尚早，这个秘密当然还要继续保下去。
10月5口，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全权谈判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带着朱德和周恩来的亲笔信赶到寻邬与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宗盛进行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这样，红军转移的通道也具备了。
第二天晚上，一份惊人的电报摆在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面前：石城失守，国民党军拟于14日总攻瑞金、于都。
博古、李德顿失方寸，匆忙中作出了从10号开始转移的决定。军史载：“这时，国民党军的行动仍十分谨慎，不敢长驱直入。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对于石城之失惊慌失措，他们没有足够的胆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冒进的时机，对部队进行必要的动员教育，然后突破其包围圈，寻机作战”，“而是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勿忙决定退出中央苏区，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在转移中，他们又实行逃跑主义，致使红军又遭受严重的损失。”
也就是说，毛泽东在于都接到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不会早于10月7日。接到通知后，毛泽东约在10月8日或9日赶回瑞金。
“三人团”不但同意了毛泽东随军行动，而且也同意了已有身孕的毛泽东夫人贺子珍随军行动。
在这种决定党、红军、苏区和每个人命运的转折关头，斗争更加白热化。我们再来读一节《毛泽东年谱》的记载吧：在转移出发前，得知张闻天对中央最高“三人团”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有意见，立即向中央提议，转移时将他们安排在一起，“三人团”采纳了这个意见。当时张闻天对秦邦宪“左”倾错误不满，在同毛泽东闲谈时说出来了。从此，张闻天同毛泽东接近起来。《张闻天传》是这样披露中共党史上这一节重要史实的：“博、洛矛盾”的发展导致张闻天在组织上也受到排挤。张闻天是直到长征快要出发之前，才从闽赣回到瑞金的。这时，长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由最高“三人团”决定。张闻天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毛泽东从于都回到瑞金比张闻天还要晚。他当时在党内的境遇更差。张闻天此时的感受，在毛泽东的心里已经是郁积多年了。眼看反“围剿”战争失利，不得不离开这块血汗浇灌的红色国土，他们心中都有抑郁、愤懑之情。出发前有一天，张闻天同毛泽东坐在“云山古寺”前黄槲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张闻天把心中的不快全都向毛泽东谈了出来，张、毛之间这次坦诚谈心，使他们的接近与合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综合这两书的记录可以确定，这次改变中国现代史的重要谈话，是1934年10月9日至11日之间某一天的某一刻进行的，谈话的由头就是因为“三人团”把他们分散到了各个军团。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谈话就是日后李德指责的“担架上的阴谋”的起点。
《张闻天传》写道：“踏上突围西征途程的时候，毛泽东邀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张闻天立即欣然同意”。“中央队里，最高‘三人团’成员忙着指挥战事，把他们三个人放在一边。长征开始时的这种特定环境，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
红军的希望，毛泽东重新崛起的希望，便在这个“三人团”里萌动了。
10月10日晚，红军八万六千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10月18日晚，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10月25日晚，毛泽东在走出中央苏区时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啦。”
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中央苏区不久被敌人全部占领。中央苏区人民和中央红军苦战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了。
中央苏区好比是中国革命孕育出的长子，1934年的隆冬，这个长子夭折了。再养一个？容易吗？